没有看《帝国的毁灭》之前，我觉得《深海长眠》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理所当然，在我看完了《帝国的毁灭》之后，我犹豫了，如果让我在这两部电影里选择一部，我会选哪部？我思考良久，最后决定选择帝国的毁灭。因为帝国的毁灭所给我们带来的思考，这种思考是矛盾的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带给我们的重新思考。 
    许多影评都说，《帝国的毁灭》美化了纳粹，美化了希特勒，是德国新纳粹主义的代言人。我很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因为我认为《帝国的毁灭》只是从人的角度来拍摄希特勒，这只是视角的选择，没有涉及到美化的倾向性。《帝国的毁灭》中，希特勒只是一个人，不是神，也不是恶魔。他有情感，他喜爱狗，对身边的人轻声慢语；他很容易暴怒，拍着桌子骂过所有的将军；他很多疑，他相信的人很少，他怀疑所有人都跟他作对。这些都是普通的人性，在其他任何人身上，这些性格都显得平淡无奇，但是因为希特勒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，所以在他身上体现人性，便觉得让观众惊讶，原来，他也会这样。观众们都忘了，即使是妖魔化的人，他的前提还是一个人。 
    人和恶魔只是一线之隔，坚持自己的理念是好事，但极端的坚持自己偏执的想法，就可能变成恶魔。把希特勒的行为简单来看，他也不过是在执行自己的信念，只是他的信念太可怕，太偏激，而当时的德国人民选择了这种偏激，这是人类的悲哀。这种选择跟当时德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也有关系。比如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，我看美国学者的《菊与刀》里分析，日本想建立东亚的大阶层社会，他们以为他们会受到被侵略国家的欢迎，但是却没有，这让他们很惊讶。这种分析初看很荒谬，但仔细想想也不全是，象台湾的许多老人，还是很怀念日据时代的生活。许多事情，文化不同，环境不同，想法不同，做法也不同，想抓住话语权，只有选择胜利，胜者定对错。 
    历史向来是胜者来书写的。电影中的杀死六个孩子的戈培尔夫人，被所有人唾弃。但如果换一个角色，比如中国的明朝末年，或者抗日战争期间，某个母亲为了不让家人受辱，宁可集体自杀，也不给别人侮辱自己的机会，那我们现在的评价又会如何呢。我曾经看到一个民间故事，好像是戚继光的故事，他的儿子在攻下城后，很高兴跑回来跟他汇报，可是他却下过命令，攻城临阵逃脱者斩。于是，他认为他儿子的回头，可以认定为临阵脱逃，当场斩首。这件事情被当作事迹，来赞扬戚继光的英勇和大义灭亲。如果我们可以赞扬戚继光，那我们凭什么指责戈培尔夫人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她在捍卫她的理想，只是她的理想破灭了，她的理想失败了，所以她必须要钉上耻辱柱。光荣或是耻辱，只是视政治的需要，宣传的风向。 
    写到这里，我要声明，我不是替纳粹开罪，我只是认为，太多太多的事情，我们无法判断对错，我们眼中的对错，真的就如我们认为的那样绝对吗？谁给了我们判断对错的权力？我看完电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展开来讨论，也许会陷入哲学的泥潭。我最后是这样理解的，对错的判断在于是否捍卫了大部分人的利益，是否捍卫了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权利。希特勒的错就在于，他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权，而他的剥夺并不是为了捍卫绝大部分人的权利。这是我非常浅显的理解和说明，有点可笑，不过这样说容易明白。希特勒的疯狂，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完美主义，让他直到失败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，他始终都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崇高伟大的，他认为时间总会洗刷错误，证明他是对的。人要保持清醒，太难了。 
    人总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，相信自己能够独善其身，但是许许多多的历史和悲剧证明，人类其实是非常容易被蛊动迷惑失去判断力的，舆论宣传对人洗脑的作用比人类自己以为的要深厚的多。几百年前，欧洲教会对欧洲普通百姓的洗脑，让他们狂热的相信上帝崇拜宗教，老百姓们为烧死妖言惑众的科学家而欢呼，后来科学家名垂青史，教会也未受到惩罚，只是不痛不痒的平反一下。中国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那个疯狂的红色风暴，多少正值花季的少男少女虔诚的相信，自己正做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，有多少人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犯下的罪孽?人想要清醒太难了。昨天，我们会相信教会的谎言，相信种族灭绝论，相信红色崇拜，明天，我们怎么保证自己能够独善其身？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？人类的短视和盲目，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弱点。冷眼看世界，做起来比说起来要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