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托尼》(Toni),法国导演让·雷诺阿1935年的小本制作,不少影评人视为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滥觞;新浪潮之父安德烈·巴赞盛赞雷诺阿,认为他“对意大利电影起过重要的、决定性的影响”。对此,雷诺阿本人倒不以为然,在其自传《我的生平和我的影片》(Ma Vie et Mes Films)中写道:“意大利电影在戏剧性方面很出色,而我在《托尼》中竭力不在戏剧性上面做文章。……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区别是声音。我酷爱现场实录。”雷诺阿还说:“《托尼》中开进马尔提格站的那列火车发出的声音,完全是现场录制,而且就是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那列火车发出的。相反,《罗马,不设防的城市》中的声音完全是后期配制,它不过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伴音而已。”
雷诺阿的说法当然有点谦虚。除开戏剧性与现场录音,《托尼》的拍摄手法,譬如采用真实内景与外景、起用业余演员等,影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的确深矣。不过,雷诺阿电影的写实趋向,在他早于《托尼》几年的《母犬》中已见端倪,尤其因为雷诺阿视《母犬》为自己艺术生涯一大转折点,“它使我接近一种新的风格,我把这种风格称为诗意现实主义”。至于《托尼》,虽然与导演后来的《幻象》、《游戏规则》等杰作相比,该片貌不惊人,但也算得上雷诺阿诗意现实主义一大延续,它白描式的写实,诗意洋溢的画面,质朴而非蒙太奇的影像语言,今天看来依然历久弥新。
《托尼》的故事来自三十年代法国南部一则真实事件,牵涉多角恋情与凶杀。导演的朋友正好是当地警察局长,雷诺阿听他讲这一故事,几乎不作改动就搬上银幕。电影在事件的发生地拍摄,片中演员均为业余的无名小卒,据雷诺阿说,他们大部分都讲法国的南方口音。雷诺阿虽然声称《托尼》不在戏剧性上面做文章,但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一则社会新闻,有较强的戏剧因素(例如片中相对复杂的恋情关系,凶杀),所以导演能够着重事件的描述和生活原貌的再现,而非处心积虑设置悬念来折磨观众的智商。今天有些写实片,常常有令人费解与沉闷的东西,生怕观众看得太明白,《托尼》没有这个毛病,或许因为雷诺阿说他仍然是个十九世纪的老派人,需要以观察而非想象来反映现实。
看电视屏幕上的《托尼》一点不累,奥妙在于电影中大量的中景与近景镜头,演员的表情、动作及相互关系一目了然,不像在荧光屏上看后来新浪潮的宽银幕长镜头那般吃力。对于无缘在影院观影的中国观众,这应该是个意外收获,足见在家看“电视电影”也自有乐趣--鄙人这个心得,我猜侯麦一定首肯。不过,别看《托尼》有那么多中景与近景,雷诺阿其实最喜欢演员的大头特写。他年轻时看电影,嘉宝等好莱坞女星的特写镜头让他念兹在兹,甚至认为放大的画面可以显示皮肤质感,女人的嘴唇微微一抖,其内心隐秘就能表露无遗。
好在做导演的雷诺阿现实得很,并未因“大头癖”而走火入魔,在自己的电影中随处来个特写“亮相”,他还是很看重画面的整体性,所以《托尼》一片,要么两个人物或好几个人物的中景,要么两个或一个演员的近景,大部分镜头不像蒙太奇那派的电影切得很短,而是些如他所说“把人物与人物、人物与环境清清楚楚联系起来的全景”--在三十年代初,这应该算是一大创新罢。
雷诺阿视电影后期录音为亵渎电影艺术的做法,曾有一段妙语:“假如我们生活在原始文明占统治地位的十二世纪,配音复制的信徒们极可能被视为异端而被当场烧死。配音复制等于相信灵魂有二重性。”其实,雷诺阿对现场录音的坚持(即使彼时的技术远比今天粗糙,他似乎也不在乎),早在拍摄《母犬》时就有极好的例证,因为当时技术所限,录音师录下的一段流水声听起来像湍急的河流,为与画面效果相符合,雷诺阿灵机一动,专门拍了一个水沟的特写。《托尼》的音效当然也极具真实感,火车进站的隆隆声,采石场的爆破声,日常生活的杂音,大自然的天籁等,套用他的话来说,都保持了其灵魂的单一性。在这方面,十年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《罗马,不设防的城市》和《偷自行车的人》也远为逊色。走笔至此,突然想起侯孝贤《风柜来的人》也有不少影迷捧场,但我就是觉得该片的后期录音大煞风景,这一感觉当初颇难描述,但读到雷诺阿上面这段话,终于恍然有悟。
《托尼》的取景与构图富于美感。摄影师克劳德是导演侄子,也是《幻象》的摄影。需要说明的是,雷诺阿的父亲即法国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·雷诺阿。家庭的熏陶潜移默化,甚至使导演将父亲的画法看作世界上唯一的画风。在《托尼》中,人物置身真实环境而非摄影棚,阳光明媚的乡村野地,阴郁灰暗的湖泊树丛等景物,不断强化了诗意现实的风格。相较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多以城市生活为题材,《托尼》的外景主要在乡村,电影大部分场景于室外拍摄,自然美景仿佛一个天然舞台,虽是黑白画面,但观众仿佛也能感受到阳光照射在皮肤上的温暖与野外植物的清香。雷诺阿说他“自以为拍的是取自现实生活的悲惨遭遇,实际上却是在几乎不由自主地描述一则令人心碎的、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故事”。
关于《托尼》,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著名导演卢奇诺·维斯康蒂(Luchino Visconti)。这位年轻的贵族当时正在巴黎呼吸艺术与人文的自由空气,因为与雷诺阿气息相投,他协助雷诺阿拍摄了好几部电影,其中就包括《托尼》一片(维斯康蒂担任该片制作助理)。而也正是因为雷诺阿的影响,维斯康蒂才决定投身电影,并于多事之秋的1942年,冲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重重阻力,以其处女作《Ossessione》(改编自作家James M. Cain的小说《邮差只按两次铃》)拉开了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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